我的乡下糊涂爹散文

爹今年才七十二岁，身子骨显得非常虚弱，娘说爹的身体大不如以前，给我奶奶一样，光犯晕病，脑子也没有以前好使，成天糊里糊涂的，拿东忘西，还说潮套话，手里明明拿着一串钥匙，还东翻西找钥匙，埋怨这个那个拿他的钥匙没给他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又摔碟子又打碗，说人嘴巴硬，死不承认，找了大半天，邻居串门，看到他手里攥着一把东西，问他找啥，他说找钥匙，问他手里拿的是啥，他一看傻脸了，一句都不吭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
爹在农村里跌打滚爬了几十年，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，爹常说，他的魂在农村，一辈子都离不开农村，在家里，他天天有说不完的话，干不完的活儿，说话笨嘴笨舌，粗粗咧咧，对谁都是老好好。说话很随便，但你真正叫他去给别人协调点事，他的面子很金贵，总是推着叫娘去，娘总是说他赖狗爬不了墙头。任你咋说，就是不去。要是邻居找他帮忙干点活，他比谁跑得都快，连外人都说：“他家活懒外活勤，人家的活儿不累人。”爹总是那一句口头禅：邻居爷们着重。爹的一颗慈善之心，给他带来好的人缘，也给他带来过麻烦。

那大概是1980年之前的事了。那时我还小，隐隐约约记得一些事。全国上下都在华主席领导下抓纲治国，深揭痛批“四人帮”，要把“四人帮”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，中央开始颁布实施新的《森林法》，可就是因为这个《森林法》，我家出事了。

父亲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都不会写，农村的派性很严重，你这一派系得势了整我这一派，明天我这一派系起来了，就朝死里整你那一派，你批我我批你，有时候一家人父子俩都不一派，上上下下乱哄哄的，乱成一锅粥。我们队里也有两派，老大队书记一派，年轻大队书记一派，我们家和新大队书记一派。

这一老一少两个书记不和，是一对“死对头”，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因为年轻书记是造反派，大队书记的职务被拿下，老书记又重新上台，年轻书记没被撤完职，改当大队副书记，虽然他在大队里一个家不当，但是底下还有一派人，老书记说的话安排的事，在年轻书记这一帮人眼里狗不是。两派的人，每天晚上都要到俩头头那里坐坐开小会，出一屋进一屋的，汇报汇报各派的情况，听听头儿怎么安排。

一个生产队里都有两个派，三句话不透，动不动就尅起来，两派的人谁看谁都红眼，最后一个队分成了俩组，这一派的群众都选我父亲当组长。没多久，父亲把全组的群众都叫来，说组里的牲口没料吃，眼看牲口要断顿，看咋办?群众说把河堤上自己组里的桐树刨几棵卖了买牲口料。父亲小心眼说不行，卖树要犯法的。他去找年轻书记，因为他分包这个组，给他汇报了一遍，年轻书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似的：咋，犯法？犯四个哩！又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大家，刨树卖，谁能咋着？父亲说，刨了怕出事？年轻书记说：会出啥事？我又不会死，有我来你还怕啥，刨去吧！父亲听他说的那么干脆，心里才有了底儿。

于是他一家家通知，叫每户出一个劳力，吃过晚饭到堤上集合，给公家刨树，有拿铁锨的，有掂锯的，还有拉架车子的，就差一家人没去。这家人的男子是出了名的告状柚子，谁当干部都得听他的，不听他的，就给你操，这家伙读了几年书，口齿伶俐，脾气傲，认死理，是远近出了名的“老别筋”，见谁说话不合他的口味，他脖子一扭，非给你论个子丑寅卯不中，不叫你论败誓不罢休。有一回，父亲派活时，惹恼了他，他就处处找父亲的茬，说早晚非要治他一回不可，叫父亲知道知道阎王爷到底是谁？这天晚上，这家伙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。全组的人都到堤上刨树去了，这家伙却在老书记家嘀咕今晚上刨树的事。老书记属藕的，全身上下都是心眼！他越想越不得劲，这刨树的注意肯定是年轻书记给出的，他又是包的这个组，他不点头，组里谁也没有这个豹子胆！提起年轻书记，老书记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他拉出去枪毙都不解恨。越想老书记心里越兴奋，和老别筋头抵着头说。

老书记开始向公社汇报，叫派出所先把父亲他们抓起来，只要咬出年轻书记来，就把他们放出来，整他们几个老百姓有啥俅用，真正弄出大鱼收拾新书记才是目的，老书记想。晚上十点多钟，大家刨的刨锯得锯，很快就把四棵大桐树撂倒了，人们正要向架车子上抬，突然，从公社方向出现一道刺眼的亮光，接着传来“呜呜呜”的警笛声，一阵急促一阵，由远而近，大家意识到不大对头，有人说派出所的人来了，赶快躲一躲。父亲说，咱又不是偷东西，躲啥？说着说着，三轮摩托警车“嘎吱”一声停在跟前，下来两个戴大沿帽的人，他们说是派出所的，叫他们把桐树全拉到公社去，人就可以回家。农村人实在，说没有当官的嘴大，该着倒霉，白刨就白刨了，等送回来再想办法买牲口料的事。可大家把树拉到公社院子里，再把树卸掉，准备弄点水洗洗脸回家时，派出所的人却板起了脸子：回去，回哪去？组干部和群众代表你们四个人留下，其余的人管走了。留下的人干什么，派出所的人叫挨边记材料，派出所的人说，谁说出来谁叫你们刨的树谁走！在派出所里，不管怎么问，他们一口咬定刨树与年轻书记无关，派出所的人叫他们承认是偷树，他们四个死都不按手印，都说是给集体刨的。派出所的人没办法，把材料整好，朝桌子上一放，说，先坐一会吧等会就走。父亲疑惑的问：带俺朝哪去？派出所的人说：南监狱！“朝那弄啥”？“到了就知道了”。他们四个又再一次一起约定，打死都不咬年轻书记。出事后，新书记的娘专门一家一家的.安排，谁要说出了她儿是后台，回来后算账！新书记的娘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附近几个庄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敢惹她的。不咬出他，到了南监狱，那些人可不论套，可不怕你的嘴硬！父亲胆子小，越想越怕，他趁夜色解手的机会，偷偷的跑了。

他净走庄稼地，过了高高的玉米地，又钻玉米地，不敢走大路，怕一闪失被公安抓住。父亲一口气跑到十多里外的亲戚家，躲了好几天，见没有啥动静，找到过去一个会配钥匙的熟人，跟着他到安徽淮北一带学配钥匙、修鞋，走到哪里那是家，晚上就找个草窝凑合住一夜。累了一天，干想闭上两眼睡一觉，死活就是睡不着，有时候心里一混，刚刚睡一会，光做噩梦，觉着警车“嗷嗷”叫，公安局来抓他，吓得他折身从床上坐起来，心里还“腾腾腾”的跳，好像心脏都能跳出来，一连几天，成夜成夜的睡不着觉，白天干着干着活，就睡着了，铁锤砸着砸着就砸在自己的手上，手“拉拉”的淌血。干了一个多月，父亲光害怕，他要到湖北农场去找活干。一千多里外的湖北，远离故土人生地疏，思乡之情时时折磨着他，他一边没日没夜的干着活，一边悄悄打听着家乡的消息，一转眼，年底将至，他已在湖北漂泊三个多月，如同离家有多少年一样。

俗话说：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越是到春节越想家，家里的老母亲啥样了？三个孩子又啥样？他痛下决心：一定得回家看看。不是有人说，事大事小，一跑就了吗？再说这是为了公家的事，派出所还能单记着，来家里再来抓不成？腊月二十六日晚上，父亲从湖北回到老家，到家以后，先在家里藏着，后来慢慢出来到门前站站，还和人亲切的打招呼，周围没有一点异常情况，父亲觉着没有事了，庆幸那句老古谚的灵验。一天早上，我们都在家里吃饭，大队民兵营长领着公社派出所的人来到我家，简单问了几句，就把父亲带走了。父亲走时，我们撵着跟他说话，看得出，父亲的脸上不是恐惧，而是异常的镇静和坦然。

在县城南监狱，父亲在那里拘留了将近五个月，群众一拨又一拨到公安局要求宽大放人，眼看麦子黄黄了，公安局罚了父亲一百块六十块钱走人。走出来的父亲依然大大咧咧，说话高嗓大门，时不时还会给人家骂几句大会开心。

如今父亲已是七旬老人，头脑不那么灵活，我把它劝进医院检查一遍，医生说：老先生心里没有啥毛病，只是有点健忘症迹象。每想起那次刨树的事，对那场不大不小的灾难，父亲竟没有过对年轻书记一丝怨恨！总是说：行好得好啊。

唉我这糊涂老爹，到现在还真诚木讷的乡下老爹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