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亭无声的散文

小小县城里，也有见证了岁月流逝之物，但越来越少。例如，又一栋老屋倒塌了；被深深车辙撕裂的街道石板如今成了一深坑；早已没有人光顾的电话亭，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孤零零地仍立在农贸街头，成了垃圾广告的平台。每每路过看到它，就会想起往昔的电话亭的事。

过去人们都说：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就是共产主义的好生活。”这个标准也太低了。现在看来，还真有点像听笑话一样。可在当时电话是稀罕之物，人们对电话的渴求是十分强烈，当然和其他事物一样，社会发展的很快，电话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粮食工作，用的是摇把人工接换插口式的电话，要经邮电局话务员接转。粮食收购期间，购销股的工作人员收集每天粮食收购进度和调拨运输粮食，电话接入全县30多个粮食收购点，粮食局的4个电话机日夜响个不停。那时的电话，都是机关单位的专用办公设备，私人没有电话。人们要打电话给在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，都要到单位来打。当然，在邮电局也可以打，但要收费而且要排队等候。后来，随着邮电局的电话交换机增加接口，由50门增加到500门时，才陆续有私人安电话，但主要是用公款安装的官吏们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在由中央和省级投资单位金鸡山粮库负责筹建工作，接受省粮食厅业务上的直接领导。粮库离县城只有2公里路左右，为了方便联系工作，需要安装一部电话。邮电局依靠独行垄断狮子大开口，收了2万元的安装费，要知道那是在1986年，真是天方夜谭。后来报省厅基建处同意了，可能创下了安装固定电话费用最高的“吉尼斯纪录”。

那几天，5、6个工人拉着电杆、电线（铁丝），挖洞拉线来来往往地忙个不停。

“大家辛苦了，电话还要几天才能装好？”

“快了，有一个星期就可以通话了。”

“接了你这个业务，这个月我们的奖金就有着落了。”

“是吗！”

后来电话逐渐进了家庭，但是，解决在外流动的人们和家庭的联系又成了新难题。据说是徳国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立在街头巷尾的电话亭便应运而生。不久之后，我们国家的电话亭，也如春雨春笋般的一夜之间。从城市到农村，在人流大的街道上很快就普及了电话亭，极大的方便了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人。记得看过当年一篇游记文章说，徳国的电话亭运营商，为了鼓励人们使用街头电话，多用电话通讯，谋求电信利润最大化，运营商在每个电话亭外都会贴上：“先生，家里的'妻儿想念你了，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吧！”之类的温馨提示语。

那一年，海峡两岸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。妻叔1948年跟随当兵的姐夫，17岁的他离开学校，从江苏盐城到了台湾。在台湾退伍后考取税务部门工作直至退休。40多年来未有成家，但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从未减弱。当第一次听到我们在邮电局打给他跨海峡电话时，妻叔泣不成声，号淘大哭，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念妈妈……后来他争取到台湾第二批老兵回乡探亲安排。妻叔和大陆亲戚的联系，逐渐由厚厚的一封封信，变成一条银线牵两岸。妻叔在大陆买房娶亲，安了家庭电话。妻叔回台湾后，我们亲戚就在楼下，但是到上饶到南昌为妻叔办理公证等事情，还是靠路边电话亭，买一张30或50元的电话卡，就可以和在家的妻叔联系上了。没有移动电话的时候，电话亭也算发挥了半个手机的功能。

过了几年，电话开始慢慢进入了千家万户，那失宠的电话亭便遭到了厄运，时不时地被人破坏，要么是不懂事的小孩扯下话筒胡乱地乱叫一通；要么是哪天晚上来了一个醉汉砸碎了话亭玻璃，或者是那个乞丐拉断了话绳。然而，总是有人还需要它。那几年，电信局的修理工没有少修理它。家在电话亭附近的居民，也会主动地看护一下。那电话亭似乎成了街道小区的道德灯塔，谁不讲公德，谁有一颗热心肠，无声话亭最清楚。

再过几年，别说固定电话进了寻常百姓家，移动电话也就是现在说的手机也逐渐不稀罕了。在街头巷尾可以看到有人边走路，边对一块薄板在自言自语，那是在打电话！

贴满了小广告，蒙头灰面的电话亭早已没有人光顾了。但是那天上午，还让我看到这样一幕：可能是来自山区的一对农村夫妇，在街头的一个电话亭前对着话亭交谈。这时，店里出来一位中年老板告诉他们：“这个电话亭早就坏了，不能使用。”

“啊！我想打个电话。”

“打电话到那里去？”

“打义乌电话，找我的姩。”

“好，用我的手机打吧！”

电话亭真得是老了，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辰了。可能在不远的某一天，它会被一拨人卸下地脚螺丝翻倒抬起运走了，就像它刚来的那样，也是一群人簇拥而来，只是没有了来时的荣耀。电话亭所知道的老旧故事，也没有人可以明白。但我想，至少我不会忘记它，我会记得，在我生命中的某一段年代，有那么一座电话亭，为我传过真情真爱。它听闻过无数人间真爱，却永远默默无息地藏在那个小小的蓝色箱子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