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教版选修《8、略论中国人的脸》课文原文

略论中国人的脸

　　鲁 迅

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，总不免以为他古怪。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脸太白，头发太黄，眼珠太淡，鼻梁太高。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，但总而言之：相貌不应该如此。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是毫无异议;即使有好丑之别，然而都不错的。

我们的古人，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。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，汉朝还有《相人》二十四卷。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;分起来，可以说有两派罢：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;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，现在和将来的荣枯。于是天下纷纷，从此多事，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。我想，镜子的发明，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。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，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。

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。留心的结果，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;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红点，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们之黄。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，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，仿佛就要滴下来，使人看得栗栗危惧，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，也见得较为安全。总而言之：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。

后来，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，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《天方夜谈》或者《安徒生童话》中的插画，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。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，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，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。独有两眼歪斜，张嘴露齿，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。不过我那时想，其实并不尽然，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，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。

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，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，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，下巴总要慢慢挂下，将嘴张了开来。这实在不大雅观;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。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，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，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“咬筋”，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，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。但在成人，只要牙齿好，那咬筋一收缩，便能咬碎一个核桃。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，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，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。

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，叫作《猫·狗·人》;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。大意是初见中国人，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，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。久而久之，看惯了，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，并不缺少东西;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，多余着一点什么。这多余着的东西，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：兽性。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，是人，则加上多余的东西，即成了下列的算式：人+兽性=西洋人

他借了称赞中国人，贬斥西洋人，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，这样就达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，是本来没有的呢，还是现在已经消除。如果是后来消除的，那么，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，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。野牛成为家牛，野猪成为猪，狼成为狗，野性是消失了，但只足使牧人喜欢，于本身并无好处。人不过是人，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，当然再好没有了。倘不得已，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，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：人+家畜性=某一种人。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，暂且中止讨论罢。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，看见了两种多余。一到广州，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，是电影，而且大半是“国片”，有古装的，有时装的。因为电影是“艺术”，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。

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，那好看不下于看戏;至少，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。在“银幕”上，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，缓慢地动作;脸正如古人一般死，因为要显得活，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。

时装人物的脸，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《画报》的，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。《画报》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〔上海一带方言，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。〕，便是妓女吃醋，所以脸相都狡猾。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，国产影片中的人物，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，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。可见不如此，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。

听说，国产影片之所以多，是因为华侨欢迎，能够获利，每一新片到，老的便带了孩子

去指点给他们看道：“看哪，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。”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，日夜四

场，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。

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，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。可惜电影一开演，电灯一定熄

灭，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。

发表于1927年11月25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

　附《略论中国人的脸》读后感一篇

先生在论完中国人的脸时，一定不会想到，时至今日，那“慢慢挂下”的下巴不但不是偶然见到，反而成了一种新潮之象征，很有流行趋势。据说，这现象不仅发生在晚上，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，如“围观强奸”就是一例。

通常以为，强奸应该发生在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因为案犯做这事的时候总该害怕人看到，进而害怕人起了“见义勇为”的念头。谁知现在发生的事情却在表明这观念的“老套”和“落后”，所表现的内涵也越来越和从前不同。经过“改革”又开放了之后，某些东西挺直了，某些东西抬头了，某些东西超越了精神，等等变的坦然了，当然这是一种进步，但坦然之后似乎开始某种变异，以至人们坦然了，却不想同时案犯也更加“坦然”，人们进步了案犯也不甘落后，犹如下巴普遍“慢慢挂下”的时候，那案犯“挂下”的速度还会快些。既然都“挂下”了，在案犯看来，与人们之间多了某种共性，强奸之事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必再“遮遮掩掩”，也不再害怕围观者发生“见义勇为”，因为案犯知道：

1、围观者比以前更注重“健康”，乃至“生命”。

2、“义”的存在与“挂下”有矛盾。

3、强奸之事的欣赏是难得的，有助于人们的下巴“慢慢挂下”。

这么一来，围观者和强奸犯各取所需，皆大而欢喜。结果，只是留下那哭泣的女人。甚至于那“哭泣”，“慢慢挂下”的下巴也恐怕将认为是“多余”。

因此，如果先生尚在，就将知道：下巴的挂下，于目前不仅仅在“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情或华丽的女人，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，”了，也不仅仅是因为“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种什么机件”。而看的出神的时候，是否“情有可原”也是让人怀疑。

先生说，“日本的长谷川善于做讽刺文字”，他在《猫、狗、人》中说到中国人的脸，有个结论是：

人+兽性=西洋人

“他借此称赞中国人，贬斥西洋人，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，这样就达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，是本来没有呢，还是现在已经消除”;而如果《猫、狗、人》作于今日，或者先生于今再略论中国人的脸，就将知道答案，这兽性于部分中国人如围观者，原本是有的，只是在更凶的“凶兽”前立即变成了“羊相”，而这“羊相”的下巴也是“慢慢挂下”。那么先生的推想似乎能够改为：

人+兽性+家畜性=某一种人。

而兽性与家畜性的表现取决于环境和对象属性，正如这句话所说：“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，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，也还是卑怯的国民”(鲁迅《华盖集—突然想到》)。然今天的兽性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，家畜性的形成也远不是野性渐渐驯顺那么简单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描述，就象是今天现实真真切切的写照。我猜想，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之怒目背后，应隐着多少无奈的痛和泪?或许，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最大的希望是：

人=人。